何钰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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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乡问题的实例
半个月前提出这个问题讨论，想不到反应如此热烈，实在是会馆之功效，有不同意见才正常，否则也不叫八仙了。
下乡的问题，我个人的感觉是在变化的，随着下乡的前段中段到后段；又随着回城后在单位的个人奋斗，逐步逐步地将下乡的负面看法转中性或较正面了，总是感到下乡给我的教益在以后的路是很有帮助的。我不想在这里展开理论上争辨，只想用我周围的人和事举些例子，说明我的观点。
先从自己家里说起，〔我是一个普通人不必隐瞒自己的家底，因不会影响任何人〕我家父母两人养育七个儿女，在德星路十七号租下约三十多平方的百年木横梁的旧房居住，只有合共109元工资，要养话九个人〔无经济外援〕其艰难困境可想而知。我的小学阶段基本上是赤脚学生，读初中有助学金。64年之前一直以为父亲是手工业者〔56年是玻璃合作社社长，公私合营并到国光玻璃厂〕后来才被确认为资本家。当时我暗想哪有哪么穷的资本家呀，但不管你富亦穷资本家就是资本家。文化革命一来，资本家势必被抄家，幸亏是玻璃厂的工人红卫兵抄了我家，认为最值钱的就是一个破旧的醉红花瓶和一块铺头镜框，〔后来归还现还存于家中作纪念〕。而我哥1965年刚在35中初中毕业无法考上高中，沦为社会青年，找份正当职业如登天，唯有在父亲安排下与家姐〔无钱再供只得停学〕两姐弟在家中开档印玻璃药瓶〔如十滴水〕赚些手工费。我在家最幸运可读高中，但68年之后由我之下50年的二妹，52年的三妹，56年的四妹直至60年的五妹全都下了乡。我哥我姐后来也无法在家开档去街道服务站工作，工资低微劳作艰辛。由此可知我家受下乡的影响有多么的大。我兄妹五人下乡，当然是极不情愿，下乡后受尽苦难苦不堪言乃是实实在在的事，故反感、抵触、苦闷......当时知情感受到的我们都有。但经历了几十年后，我家七姐弟中最差的最苦的还是留在家中的大家姐。读了一年高中要停学找工做，一世在街道工业中做到退休福利差待遇差嫁个老公大八年，又无宿舍分住的是七十六家房客中的阁楼。而下乡的几个妹最后归宿不算很好，但总比大姐强了。我哥不用下乡但也只能在街道工业耀华玻璃社打工，托赖开放改革，社变为厂，也熬出个副厂长。87年去了美国。我下乡但我回城后际遇改变就比我哥快、好。
再讲同公社的知青，109个是29中学的，其余几十个投亲靠友。我所认识的知青朋友大部分都可在原单位做到退休，个别因单位收档也入保护线，有些还因祸得福领了十方退职金还有两年救济金，救济金未领完就领退休金。有些在招工单位当上总经理，副经理，科长也不少。令人叹息的悲惨下场真的很少听闻〔可能我接触面细〕
再讲到我原来的单位，前面帖子己说过，不再重复。
又讲我们高中或初中的同学，不管是在广州、香港、澳门、美国甚至留在插队处，都见到的是阳光，不见黑暗。同学中当官的人可谓不少，广州政协副主席也是知青校友。
另，又想到68年我家那么穷，不下乡徒增三个人在家，住都成问题。细时几个妹堆在一间床尚可，越整越大如何处之。那时真教老豆不知如何是好。更不用想怎么找工做了。
故我还是认为下乡是国家当时的决策，是无办法的办法，当然不是一个好决策。要不79年就不会全部停止知青下乡。但作为个人来说找些正面的东西让自己好过些也是可以的。青春己逝，悔亦无用，想些好的东西，让自己阿q一下吧。
〔望馆友当作茶余饭后的佐料读读我的故事，费了你们的神，谢了。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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