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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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山游泳场（二）五家姐的爱情故事
（二） 五家姐的爱情故事
这几个月我能够在“东山区游泳场”鬼混，就全凭我姐在那儿当售票员。我姐是如何找到这份工作的，这里面是一段十分曲折离奇的故事。我姐張超群，兄姊中排行第五，比我大四岁。别人都说我俩长得很相似，但就因为有那么几点的不同，我和姐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动物。我俩都是中等身材，但在广东人里面，亦算是稍高的了。我姐眼眉比我粗、眼睫毛比我长而浓密、眼睛比我大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瞪着你看時，有一种极其有吸引力的傻气。我走路像操兵，我姐则懒洋洋地、摇曳生姿地慢慢走。我说话時声音尖锐刺耳、速度又快，像放连珠炮一样；而我姐说话时阴声细气，带有一种磁性的慢吞吞的语调。我上高中后，就立志考上大学，以学得一技之长，好为祖国效劳。少女时代的花裙子已不再穿，多穿朴素的衣裤，头发永远是清湯掛麵，以表示我是向无产阶级靠拢的。但我姐则藐视环境，依然故我，爱打扮，好修饰，尤其注重打理头上那一堆烦恼絲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姐就会跟妈妈到长堤的“模範理发馆”电头发。我有時亦会跟她们去，但不是去做头发，而是去看公仔书，那儿有好多新出的公仔书。看着理发师傅们在女人们的头发上涂上药水，卷在金属的发㚒上，再通上电，热烘烘的，这样折腾两三个小时，简直是活受罪。帮她俩做发型的师傅，操着一口浙江音的难听的广东话。我姐告诉我，这是一号师傅，红綫女也是找他电发的。
我姐爱穿紧身衣裤，以特出她的曲綫身材。她有意模仿香港明星的打扮，不理会旁人的目光，我行我素，如一枝带刺的玫瑰花，在色彩单调的街道行人中，是如此触目地招摇过市。这给她埋下被批斗的禍根。在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中，姐和父母一齐被拉上台挨尽拳打脚踢，三人同時被红卫兵剪光了头，姐和父母一道被遣送回乡。我看着嚎啕大哭的姐姐，那头美丽的垂肩卷发，已被剪刀贴着头皮剪下；头顶上是参差不齐的发脚，看上去就像一个癞痢头。可怜的五家姐，她那曾经令异性倾倒的风情万种的头，现在让我觉得十分怪异和恐怖。文革前，我俩不怎样合得来，正是志不同，道不合，她走她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有時因一些小事吵架，她骂我：“假装革命嘅匪女！”而我则回敬她一句：“臭飞女！”家变后，我俩紧密地团结在一起，我们以前从没有像现在这样，那样的親密、沟通、互相帮助，这是一种“倾城之姐妹情”！
先来讲一讲我姐的爱情故事。我姐在小学毕业后，以第一志愿考上了“广州巿第九中学”。她不报考三中，是因为三中学俄语，而九中则学英语。我姐读书不算用功，只揀她喜欢的事去做。虽然是成绩平平，但在校园里，亦是个风流人物，自有一票的男孩子对她大献殷勤。她自知不是个读大学的料，在初三時，决定报考中技。刚巧这一年，“上海海关中专学校”来广州招生。上海，十里洋场，時髦风流之地。我姐突发奇想，决定报考“上海海关中专”。爸爸立刻去征求一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親朋们的意见，众人都一致认为，我姐是百分百不会被录取的，因为我们一家是从香港回来，有复杂的港澳关系。无论父母如何对我姐百般劝说，叫她报考别的学校，但她把各人的劝告当作耳边风，一意孤行，报考了“上海海关中专”。放榜時果然如众人所料，我姐名落孙山。由于第一志愿落榜，其余报考的几间学校亦不录取她，而是把她分到刚在罗岗上馬的“广东水利学校”。
学校是寄宿的，校舍和宿舍都是临時搭建的茅棚，以后实习和毕业分配，是要到环境艰苦的崇山峻岭、山川河流去勘探、工作的。如果分配在四乡，則广州市户籍亦会被取消。我姐在那儿学习了约三个月，有一天，她把行李被舖全拿回家，很决绝地同父母说：“我唔中意读咁欵嘅学校，我己经办妥咗退学手续。我宁愿去读补习班，明年再考过。”父母无奈，亦只好由着她。当時我已读小学六年级，很瞧不起她所作的决定。
我姐读九中時，她的追随者之中有一个叫“小伍”的小男生。小伍很有打乒乓球的天份，在小学時，就被“广州市少年宫”收罗，还得过广东省乒乓球少年组冠军，初中毕业時，就被保送到“广州体育学校”。他到体校后，很快就被教练发现了他的天才，立即把他转送到“北京体育学校”。小伍到了“天子脚下”闯蕩世界，身价自然係不同了；见识、信心、交际都比同龄人高出一筹。过年回家探亲時，他居然够胆登门拜访我父母，並带我姐去看电影食云吞面。当时他俩才十七岁。开始時，爸爸极力反对，要我姐集中精力上好補习班，以期重考時能如愿考上适合的学校。但我姐摆出一副“睬你都傻”嘅姿态。小伍在广州的日子，他俩都粘在一起，如膠似漆。父亲知道，要拆散他们，这种事亦勉强不来，况且那小伍又实在是生得好看，人们都说他像庄则栋。小伍生得天庭飽满，浓眉大眼，鼻如悬胆，咧咀一笑時，就会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。眼神清澈热情，和我父母对话時，反应敏捷、得体，的确是一个令人喜欢的男孩。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：“女大女世界，由她去吧！我睇小伍嘅相格，亦係个有褔之人。” 我姐把全副心思都放在小伍身上，补习班里老师讲解的课程，尤如水过鸭背。当她重考時，所报考的几间学校，全部把她拒諸门外。
我姐决定不再重考了，她对扮靓，服饰方面，的确是颇有心得。她和父母商量，想去学裁剪。爸爸认为，学得一门手艺，亦未尝不可。姐姐在裁剪学校里，真是如鱼得水，她把全部课程学完，並以最好成绩毕业。姐就有这个本事，各人经她量身定做的衣服，都能突出身型的优点而掩盖其缺点。自此以后，我和妈妈的衣服都由她定做；有些親戚朋友知道后，亦耒找她帮忙。父亲见她有些事情做，还不至于游手好闲，就只眼开、只眼闭，顺其自然，由得她了。
小伍毎次从北京回来广州度假，我姐立刻就成个生猛晒。小伍住在杨巷的一条横街里，旺中带静，离我家很近。小伍是台山人，有不少親戚在香港和美国。他父亲在广州一机构任职会计，母亲是一个胖胖的和霭的家庭主妇，我和姐叫她伍伯母，讲一口台山话。小伍是大儿子，对下还有两个弟弟。他们一家住在一幢唐楼的三四楼，地下二楼是他小叔一家住。楼宇是他爷爷买下的，由于属华侨屋，所以一直安然无事。我姐常把我带到他家玩，两层楼都很宽敞，大厅里摆放着成套的酸枝枱椅，墙上掛着相片和字画，我爱和他两个弟弟坐在一起看公仔书。由于他家都是男孩，伍伯母很疼爱我们姐妹俩，每次去，准有好东西吃，麻蓉湯丸啦、红豆沙啦、蒸粉果啦、柴鱼花生粥啦......有一次到他家，除了小伍，大厅里还有几个他在广州体校時的同学。其中一个叫阿辉的，令我印象特别深刻。阿辉看上去比小伍大两三岁，原来是小伍的学哥，还有几个月就毕业，要分配工作了。那几个男孩都叫他“智多星”，说他诡计多端，毕业分配定能拿到肥缺。阿辉是学体操的，身材稍矮，和我姐差不多高，但身型很匀称扎实；他生着一張瘦削的脸，单眼皮下的眼睛精光闪闪，直鼻樑，薄咀唇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的狠角色。此人说話口若悬河，大谈他读过的“拿破侖传”、希特勒的“我的奋斗”、“斯巴达克斯”等著作。虽然外型上，他和小伍没得比，但谈吐不俗，似乎知道很多东西，讲起中外历史上的英雄豪杰，如数家珍。虽然身型稍矮，但志比天高，好像他自己亦是英雄中的一份子。我姐说他能把天上飞着的雀仔騙下耒。
我姐就这样胡混着过了几年。一九六四年夏天，我姐二十岁。小伍回家放暑假，我记得那一天父母邀请小伍在家吃晚饭，这是第一次亦是最后一次。从他们席间的谈话中得知，小伍己获北京体校人事部批准赴香港探亲，拿的是双程签证，过两天就走了。他说自己好够运，全凭那三寸不烂之舌，说服了他的教练。他告诉我们：“我和教练说，想到香港姑妈家过暑假，只去一个月，回来時带一只梅花唛手表给他，至于鹰唛炼奶，糖果饼干，羊毛衫褲等，更不在话下了。那位教练信以为真，就给我作了担保，上头很快就批准了。” 我大哥说：“係嗰啲北佬咁戆居，信晒你讲，如果喺广州，就无哩支歌仔唱啰。”父亲说：“年青人有机会离开，总是要走的，你到香港后，会有大把机会。我看你是不会回来的了？”小伍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有不少叔伯在香港，到香港后，我会尽快找工作，等安定下来后，我会想办法把超群搞去香港。” 父亲黯然地说：“各人有各人的命水，随縁吧！”我看到爸一脸的凝重。两天后，小伍去了香港，我姐哭哭啼啼了好几天。
一年后，小伍来信告诉我姐，说他得到一位叔伯的赏识，现在跟班学做生意，生活亦安定下来了。信封中还有一幅相和另外一封信，相片中的小伍西装革履、容光焕发；另外一封信是写给光阳街派出所的，说他要和我姐结婚，希望派出所能批准我姐赴港。姐姐去和父母商量，大哥在旁边泼冷水：“咪发白日梦啦，肯定唔会批准妳。” 爸爸可能是想杜绝姐姐的痴心妄想，说：“妳就即管去试试。”姐姐傻傻地拿着信，到派出所找到了管辖我们的专区同志，那是一个脸无表情的中年女人，她给了我姐一張赴港申请表格。姐姐满怀希望地填好了表格，连同小伍的信及小伍在广州時和她一起拍的照片，一起递交了上去。约半个月后，专区同志来我家，把信和相片交还给我姐，很严肃地说：“张超群，你的申请不获批准。你的男朋友可以回广州和你登记结婚，你结婚后再申请吧。”但小伍绝对不会回来，因为他赴港時是领双程签证的。现实摆明就是这样，父母劝告姐姐和小伍分手，再纠缠下去，对双方都没有好处。我姐大哭了一场，写信把情况如实告知了小伍，小伍再没有给她写信了。自此以后，姐姐常倚着二楼骑楼的栏杆，两眼呆滞地看着街上的行人，就这样疯疯癫癫地过了两三个月……
有一天，小伍那个学体操的朋友阿辉，不知道从那儿知道了我姐和小伍分手的消息，专程登门拜访。阿辉的到来，让父母像见到了救星一样。阿辉自体校毕业后在“ 东山区体委 ”当上了一个小干部，己经在职工作了三年，听他说还有点权力。阿辉自小丧父，和母親一起寄居在他的姐姐家。姐姐和姐夫都在工厂工作，育有三个男孩，姐夫是车间主任，待他两母子很好。阿辉也很挣扎、野心勃勃，杂学知道得不少，和爸爸交谈時，不卑不亢，一副年少老诚的模样。但大哥则这样说他：“成盒万金油！”他放假時经常耒找我姐，讲老实话，虽然此人其貌不扬，但因在体校時，读过不少闲书，加上有一定的社会经验，讲话幽黙风趣，亦逗人喜欢。我姐渐渐有了生气，阿辉带我姐逛街時，有時会把我也带去。我们到城里中山五路、永汉路一带逛，到广州市最“巴闭”的、位于中山五路的“新华电影院”看电影，看完电影，到附近的“得月楼”吃一碗正宗的上海雪菜肉絲麺。
大雁南飞后，一九六五年很快就要过去了。这一年，家中並不好过，由于爸爸是私人肺科开业医生，有自己的诊所，四清工作队三天两头的来查帐，说診所有部分收费不符合政策，罚了爸爸一大笔钱，还动员家姐上山下乡。过了年后，报纸上不断登载新华社的重大文章和社论，一片山雨欲来城欲摧的气氛。有一天，姐姐跟父母说，阿辉认为目前的形势可能对我家不利，如果她愿意，他可以随时和她结婚，以后作为家属，他立刻可以帮姐姐找到一份正式工作。自四清运动后，父母己成驚弓之鸟，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他们只能随我姐自己的意思了。可能是姐姐仍然不能忘情于小伍，加上当時实在是还年轻，只有廿一岁，她没有答应阿辉的求婚。
五月十六日，文化大革命爆发，一切如秋风扫落叶一样，是那样的突然、那样的令人手足无措。我姐和父母一同被红卫兵拉上批斗台，到九月被遣送回故乡鸿钧里。而我们全家亦同时被扫地出门。阿辉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，他说把我姐姐的户口从乡下先搞回广州希望较大。过完年后，我姐返回广州，按照阿辉的指引，姐妹二人在各政府部门奔走上诉，但一切如石沉大海。后来听说中央文革设立了上诉部门，我就和几个同学在六月一同冲车到了北京，把上诉书递交到有关人员手上。第二年的春天，荔湾区军管会的同志找到了我们，说中央文革已把我写的上诉书交给了他们处理。我姐很快就恢复了广州市户籍。那時，我们全家已搬到十三行荣阳街一间窄小的木屋居住，是个窄得转身不下的地方，我姐立即和阿辉登记结婚了。阿辉没有讲大话，我姐得到了东山游泳场售票员的工作。
东山游泳场座落在梅花村的边缘，场内有大小两个游泳池。小的是淺水泳池，多是些小孩在那儿戏水；大的是奥林匹克标准泳池，有三米跳板和十米跳台。泳场的职工共五人，场长是一个老实的老工人，和他那粗壮的老婆负责泳场内所有清洁、维修、保安等等工作；救生员三角脸和猪八戒；售票员我姐。泳场旁边有两间红瓦顶的小平房，隐藏在繁花树阴之下。小平房周围是一片风格各异，美侖美奐的洋楼，小平房被高贵的洋楼夹在中间，显得是那么突兀。那两间小平房，是属于泳场的。一间住了场长夫妇，另外一间是救生员的宿舍；由于猪八戒自己有房屋居住，这间宿舍就只有三角脸一个人住了。虽然阿辉在东山体委只是一个小官，但毕竟关系广，有点权力，就把三角脸赶到泳场一个貯物室，把它装修一下，给三角脸住了。这间小平房，就成了我姐和阿辉的新居。平房内间开一厅一房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厨房和厕所，比起我住的荣阳街小木屋，这儿尤如是天堂了。孝顺的阿辉把妈妈接来和他们一起住，那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婆，一切以儿子为重。婚礼很简单，在新居的大厅里摆了两围，由阿辉的姐夫掌厨，我们两家人及几个新人的好朋友，参加了他们的婚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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